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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丨和曾国藩学以拙胜巧(下)

盒饭财经 2021-04-06 1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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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何伊凡

商业变革观察者

双志伟业集团联合创始人、总裁

前《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总编


阅前思考


1. 创业者该怎样面对挫折?

2.如何在刚柔之间寻找平衡?

3.创业需要“拙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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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读书会讲到曾国藩本想与皇帝谈条件,结果反而被皇上解除了兵权,只好待在湖南老家了。那么,官场失意的他是怎样大悔大悟,并最终以拙胜巧的?

主讲丨何伊凡

整编丨解夏

来源丨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反思自我
“大悔大悟”之年


盛夏,湖南荷叶镇像火炉一样,曾国藩彻夜不眠,半夜在房间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涌上心头。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老庄的著作,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启示,仿佛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拿着书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渐渐地静下心来了。


他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仅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有私心,而是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也有很多缺陷,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别人都是混蛋,因此高已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湖南巡抚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



当时骆秉章给他回信,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曾国藩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


经过反复“放电影”,他越来越清楚看到了自身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我也是个道教徒,对曾国藩阅读《道德经》的感悟,也有一些同感,曾国藩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因此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乡居,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往往见到别人的缺点,自从自己大悔大悟之后,才知道自己全无本领,以后见到别人,总是能见到别人的优点。


曾国藩“四变”
成为“庸人”


没想到,当他重新认识自己之后,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他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又回光返照。咸丰八年,1856年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从锋芒毕露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


过去他对地方上的官员和将领不大瞧得起,现在每次都在去一个新地方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请他们指导。到了长沙之后,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以前对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从来都是不理不睬,现在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此前他对人总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必要时还会行贿。


这就好有一比,过去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会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把自己也涂上了斑纹,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甚至这番变化太过迅速,他的一些好朋友也误解,觉得他变得圆滑了,缺了一股刚方之气。


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


“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现在他对皇帝也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他早年奏折,用词激烈,不讲究方式方法,多次惹的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开始训练湘军的时候,他不仅对同僚很生硬,甚至对咸丰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出兵。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再次出山之后,他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出山的旨意六月初三到,六月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而且回复皇帝的折子,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很得皇帝欢心,表扬他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过了不久,咸丰命令他率部进入四川,他不愿意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着上了几道折子,找各种理由,或是说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是说在湖南就可以消灭敌人而不必入四川,或说江西安徽应该防守,结果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没有去四川。


第三个变化是他不再谨慎地保举自己人,当时晚清的军队,有“滥举”之风。每次打很小的胜仗,领兵的将领都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创立湘军之初,非常痛恨这种风气,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举了三百人,受奖人数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他曾经的老部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来以为,就应该文官不爱才,武官不怕死,仅凭忠义两字,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这次出山,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如果不多保举人,不多花钱,就会“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后,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可以说,曾国藩的关系网,遍布大清。


第四个变化是,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花钱时手很松。他以前对打完仗之后抢劫查得很严,再出山之后,他对于抢劫所得,通常不闻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结果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朝廷。


多面曾国藩
其实是个拙人


曾国藩的一生是复杂多面的,他40岁之后的变化,是真的变得同流合污了嘛?其实不然。


史学家吴方曾分析,曾国藩一生用“以‘王霸杂’来持身、用人、施政、御军,他的成功主要在于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


这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有关,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曾评价他,这一辈子,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曾国藩虽然在所谓的“大悔大悟”之后,已经洞悉了做官的秘密,但本质上依然是很有操守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晚年在官场,也并不特别得心应手,因为他本质上还是不善于应酬,而且湘军中跟着他混的所有人几乎都发财了,只有他自己没有,甚至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生病都差点没钱医治。他在晚清封疆大吏中,是对朝廷最忠诚的。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


曾国藩这个人,并非天资特别聪明的人,他长得土头土脑,吃穿都不讲究,有时候一个月才洗一次脚,也不是才华横溢那种人,用兵偏保守,不敢行险招,梁启超后来评价他,说他在当时晚清的贤人豪杰中,最为钝拙。这样的特点,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郭靖,很有韧性,反而能成大事。



就像之前说的,他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可是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而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就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同。


我们常说所谓初心,但其实历经坎坷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扶持让政治清明,让社会稳定。可是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而是必须要通过浸润之功,逐渐实现这个理想。


所以他的计划就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重要职位,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社会风气,实现社会良性发展。他后来给胡林翼写信说,自己默默观察天下大势,已经万难挽回,所能做的就是“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读后感悟


中国文化中,老子的思想对很多文人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之前读过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故事,王阳明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受了很多老庄的影响。曾国藩的荷塘镇悟道,又和王阳明不一样。


柴静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做序时分析,曾国藩虽然晚年表面上变得油滑柔和,但其实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但他劝勉自己的子侄时也一直说少年时一定要有“狂者进取之趣”,也就是要张狂,否则现在不尝试,以后必将不肯为矣。


实际上,他悟道之后,对“刚”这个概念是拆碎重组,去除了其中愤怒和暴戾而留下来了倔强,他曾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并非软弱无能。


胡适晚年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和柔软与刚强的理解相关。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女朋友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曾国藩就是在势能之下的柔,雄壮之下的柔。这才是他拙的内核。用梁启超的形容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


回顾平生吃的几次大亏,他认为挫折才是自己最大的助力。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这个笨人,有两种功夫,是需要所有创业者学习的:一个“悔”字诀,一个是“硬”字诀。悔就是复盘意识,“硬”就是硬挺着,打落牙和血吞。


最后送给大家曾国藩的一句话: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创业需要拼资源、拼模式、拼融资、拼人力、拼创新,但最后拼的,还是一股“打的通”的拙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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