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琴行

无锡八中78届79届同学聚会

无锡八中同学会 2021-02-21 11:05:04



















《无锡八中79届蒋向红文集选》
 

《吾爱吾校·水调歌头》
原八中79届校友 蒋向红
喜闻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将于2010年金秋,隆重举办90周年校庆集会,
作为母校的学子,感慨万千,为表达喜悦之情,填词一阕《水调歌头》,祝愿母校欣欣向荣!

云淡碧空湛,桂子逸馨香。
露泽盈润新菊,风爽送天凉。
枫红喜迎盛会,学子归如缀雁,银杏换金裳,
母校秋色美,胜似进画廊。

三高中,九十载,历沧桑,
八中迁变,昔园新貌满庭芳。
昨日园丁播种,今日群才荟萃,校庆聚同堂,
忆旧瞻前景,明日更辉煌。

 

永远的乐曲

若蘭(蒋向红)

    在母校迎来建校90周年之际,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三十多年前令人难忘的一幕……

    1974年夏天,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我成为了一名无锡市第八中学的学生。那年暑期也是我至今为止过得最快乐和幸福的暑期,因为我不但成了一名中学生,步入了充满憧憬的中学时代,而且,我还比即将迈入中学的其他同学早一步跨入了母校的大门:在暑期里我接到学校通知参加了一个中学“预备班”。说到这“预备班”其实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预习班,而是一个乐队训练班。由于我在小学时是小乐队的二胡手,母校的老师从资料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就通知我们几个有点乐器基础的同学提前去学校练琴。

    第一次踏入母校的那一刻,我十分新奇激动,校园内两颗古银杏树宛如两把撑开的绿绒大伞,小扇子似的树叶挡住了烈日的炙烤,尤其是耸立的新教学大楼更令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就将在这里迈出我中学生活的第一步。那是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所有的学校几乎都是沿用平房或老式楼房,而我们的两栋新教学楼则是走廊在一侧的三层钢筋水泥大楼,故在当时显得格外新颖,教室宽敞而明亮,里面还配有油漆铮亮的课桌椅,这意味着我们一进中学就能在新教学楼里学习了。记得第一天我和小伙伴们是在还弥漫着水泥和墙粉味的新大楼里找到了教我们练琴的薛老师。薛老师,年近60,他矮小清瘦,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神情总是严肃有加。很有意思的是,薛老师并非是我们以后的音乐老师,他只是负责学校的诸如考卷等学习资料的刻制。薛老师家不在无锡,常年住校,因他能拉得一手非常好听的京胡,于是学校就让他来临时负责我们新组建的这支乐队的训练。

    认识京胡,我或许就是从认识薛老师开始的。他那清脆激扬的京胡琴声常让我们倘佯在京剧艺术的美妙之中,我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他最爱拉的主要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以样板戏为主的曲目。京胡的演奏有着神奇的响亮,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在中国所有拉弦乐器中,京胡的音量最响,穿透力最强,甚至在百人交响乐队中也能脱颖而出。

    那年暑期我们约摸六七个人组成的乐队就在尚未装修好的新教学大楼里练琴,在练琴的那段日子里,我似乎不曾见过薛老师的笑容,他对我们极其严格,我们背底下不称他老师,却暗暗地叫他“薛老头”,调皮的我们,时常让他感到不满,我们演奏出不太和谐的琴音常被他称为“杀鸡杀鸭”的鸣叫声,但在他严格的训练下,我们的琴技还是有了很大长进,在开学后不久举行的一次文艺汇演中,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一次舞蹈伴奏任务。

    那时的我们,学习乐器并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是家长为孩子作出的一项选择,同时全过程也多半是由家长陪伴督促,有很多甚至成为孩子的一项负担而不是乐趣,而我们却是在快乐中学习。到初三那年,我们每班需要轮流去茅城山小农场参加的一个月劳动锻炼,于是我携带着我那心爱的二胡进了茅城山,这令许多小伙伴羡慕不已,学习、劳动和音乐让我的青春由此多了一份快乐。

    我曾在自己的一篇散文里这样描述二胡:“二胡的性格柔情似水,如:二胡曲《江南春色》,它润物细无声地把美不胜收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姑苏风光映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撩拨得我们如痴如醉。有着水一样性格的二胡让江南水乡的人们更热爱二胡音乐……”确切地说,我以后对二胡的喜爱和这些感悟多半来源于中学的那段难忘的经历,每次回忆五年中学生活的往事,我的内心都充满了对母校的感激。

    去年,我们原无锡市第八中学的79届学生同学会举办了“回眸30 相聚09”的大规模同学聚会,我们几位当年乐队的同学聚在一起,十分感慨那段难忘的练琴经历,感谢母校的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知识以及做人的基本准则,也让我们对音乐有了深刻的体验,并学会了用心去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不是吗?母校就是一支永远的乐曲,而我们则是乐曲中放飞的一个个音符,不管我们汇入哪一首歌里,都将跳动着她的一段旋律。我们因母校而光荣,母校因我们而自豪! 


《积肥》79届黄步东

——老八中纪事 

在林林总总的水果和蔬菜中,我对桃子和红薯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一则是我的肠胃比较敏感,一则是因为中学时代的积肥经历。

那时候,每年的仲春季节,蚕豆上市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积肥的社会实践。那时候,八中在梅园风景区附近的小山坳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农场,种植了很多的桃树,需要肥料滋养。

积肥是个大事,大到整个年级停课一到书周的时间专门进行,每个班级都有要完成的指标,再层层分解到每个小组、每个人。结束以后还要进行奖惩。校方承诺,到了桃子结果的时候,会对劳动积极分子进行适当的奖励,这最后一条,让很多人舌尖上多了不少口水。

开始积肥没有经验,拎着个篮子在大街小巷里乱跑,半天下来也只哦弄到几片菜叶。几天之后,就慢慢摸熟了规律。

一个是要选准地点。

当时我的同学主要来自于三个学校,一个是东方红(连元街)小学,生源在中山路以西、人民路以北、解放西路以东地区;一个是西水墩小学,生源在现在的五爱路附近,一个是我们的母校延安小学(学前街小学),生源在中山路以西人民路以南、解放西路以东(不包括勤学路以东地区),比如当时我就住在学校隔壁的睦亲坊巷(现在的新睦园一带)。所谓近水楼台,这些地方是本校同学的根据地,早就被自己的同学打扫一空,没有多少油水。所以要另外想办法。当时很多学校都有校办农场,也多少有自己的积肥计划,但是总有时间差。要把目标放在其他学校的地盘上,也就是游击区敌占区去;

第二是要选择时间。

积肥最佳时间的早晨吃过早饭到中午,一个是很多人家人家早晨要倒垃圾,尤其当时不少人家都有鸡窝,鸡窝里清扫出来的煤球灰,浸透了鸡屎鸡尿,是肥料中的、极品,最受欢迎;另外一个,那时候没有冰箱,需要天天买菜;很多人家是在早饭前后去买菜,回来后就洗菜,清理下来的菜叶、豆壳,是肥料中的精品,亦受青睐。所以过了中午,积肥基本没有戏。

第三是要有速度。

当时,学校每天要统计积肥进度。一进校门,正对着的是两排橱窗,在橱窗的西侧、两排三层教学楼的东面空地上,就是临时的垃圾场。场前有一个磅秤,随时有人在那里在计量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如果哪个人当天没有完成,还要出校门再去搜刮。但是那些新鲜的菜皮、豆壳,尤其是浸透了鸡屎鸡尿的极品,时间一长,如果再经过阳光一晒,分量会变轻。一旦手里有了这些宝贝,没有哪个不想着争分夺秒跑到学校里过磅的。所以每个人要扫荡的地方还不能太远。

综合以上三点,面对偌大的城市,我选择了勤学路到中山路这片狭长地带作为重点清剿区,也就是当时老七中的地盘;如果收获不够,就再延伸到中山路以东、崇宁路以南地区。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一般来说,女同学都是两个人搭档,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人前一唱一和,互相配合。两两搭档的弊端是劳动成果必须共享。所以男孩子有不少人是单兵作战。

现在想来,那真是无锡城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风和日丽,大街小巷,三三两两,游动着花季般少男少女,敲门声后回荡着青涩的问话:叔叔阿姨老伯,有鸡窝灰吗”“有菜皮豆壳吗”“……啊太好了”“没有……唉,对不起,打搅了”“什么,有人来过啦,好的,以后再麻烦您”……

当然,积肥特别要注意的是,只能是有机肥,诸如金属、纸、塑料等是不能用的,尤其是如果混进了玻璃渣子,那你就倒霉了,非得一个个仔细检出来。

那段日子,我总是早早地起床,催促着奶奶赶快烧早饭,吃完了就赶快去走街串巷。

那段日子,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我还使了一次小小的坏。那时候我和女同学刘华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各自从家中搜寻到的宝贝垃圾堆放在相邻不远处。某天早晨起来,我看见她堆在箩筐里的垃圾满满的,就很不在乎地扒拉了一部分进了我的库存。后来她发觉了过来查问,我还讥讽她女人就是小气,气得老实八交她哭了,我也被我母亲骂了一通。

我想,为了完成任务,类似这样强取豪夺、坑蒙拐骗、不择手段的坏事,其他同学中像我这样素质的,估计也不会少干。.

——一切为了茅城山的桃子。

随着磅秤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大街小巷搜刮来的精品,渐渐地在教学楼前堆积成小丘。

终于有一天早晨,学校里来了几十辆板车,师生们三四个人一组一辆板车,装满了我们的胜利成果,排着队伍,浩浩荡荡,一直送往矛城山的八中农场。

这样的故事年复一年,后来,大概学校条件好了,板车不见了,来了一批载重卡车,哗啦呼啦几下就装运走了。

说起积肥,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有一段时间,我们开门办学,在溪南公社溪南大队某个生产队劳动。地点就在现在的溪南新村和稻香新村、水秀新村一带。记得天气比较冷。干的活是帮农民挖红薯。不知为什么,学校也要求我们积肥送到队里,不过要求的量比较少,大概每天把家里和邻居的有机肥搜集起来就差不多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自行车、助力车,坐公交吧,别说车子少,就是有车,拎着一篮子垃圾,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奶奶就给我找来了两只比较大的篮子和一根扁担,吃过午饭,让我一路挑着送到田里去。


有一次,我挑着垃圾胆子路过健康路上一座桥(在现在的太平洋色织一厂附近),看见同学龚健拎着篮子在桥上休息。样子愁眉苦脸的。他那时候身体瘦弱,家住在西河头,说起来我还算幸运,因为很多同学住得比我离学校远。路远无轻胆,何况我们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初中生。

送到农民手里,他们自然千谢万谢的。农民也很实在,没有人民币,谢礼就是给每个人塞上几个红薯,烘熟了,香喷喷的,劝同学们趁热吃了。那烤红薯真的好吃,吃到嘴里甜甜的、软软香香的,似乎像奶油一样化了……就凭这好吃的红薯,吃那么多苦也值得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红薯。

还有一个插曲,某年为学校积肥,结束的时候,我身上起了一身的红点点,痒痒的,像湿疹。父亲带我到医院里去诊疗,说是病毒感染,配了外用的药,涂上去一个个白点点,有同学笑说我是斑点狗。那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斑点狗长什么样的。

到了1978年,学校教育开始转入正规,学工学农,开门办学渐渐停止了。那也是最后一次积肥。

不过到了天热的时候,桃子上市的时候,学校果然从矛城山农场里运来了桃子,凡是本年级参加积肥的同学都分到了,不过要掏钱买。虽然大家很有点义愤,但是毕竟比外面的价格便宜了很多,买的人还是很多。我那时家庭条件不算富裕,母亲还舍不得掏那钱,还是奶奶心疼,掏了几毛钱,让我品尝一下劳动果实,还叮嘱我留几个给弟弟妹妹们尝尝。

我买回来以后,尝了一下,那桃子个头不大,倒是又香又甜。我了一个又了一个,不知不觉全给尝完了,当晚有没有大肚已经忘记了,反正又惹了母亲一顿骂。

不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小巧又香甜的桃子。

 

 《八中农场记忆》79届黄步东

 老八中79-3班 黄步东  201474

我们最初与八中农场结缘,应该是和农场的基建有关。记得是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停了课,从学校排队步行到了农场,(那时侯基本上没有坐车、骑车一说,多是步行)然后就右拐上了村间小道,穿过两小村庄,越上一个高坡,就是进山的路,总计走两三里路,到一个山凹里,山坡下两边错落着几排平房,有些房子还在零零落落地建造中。有一条小路,穿过山坡,通向山坡下的知青点。

这就是我们的农场。

开始唯一进山的路由于是村道,不通车,所以基建的材料靠人工肩挑人扛。我们第一次的任务,就是把基建用砖从梅园运到农场。不管男女生,每人发给一条扁担,两根挂绳,每根绳子上绑上几块砖,挑着进山。起初我们不知道轻重,尤其是男生,每人挑了很多砖,但是没走多远就渐渐感到沉重,渐渐难以负重,于是就偷偷地把砖扔到路边,一路挑去,路边撒满了被丢弃的砖,红红的,衬在灰黑色的泥地里格外醒目。等到到了农场,扁担上挂着没有几块砖。我记得力小的龚建干脆连扁担绳子也没有了,只剩下手里的一块砖,班主任周老师见了还批评他不如女同学。

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来由地遇到严重的腹泻,吃什么拉什么,吃药也不管用,请病假在家。邻居华侨陈老师拿来了一瓶香港出产的类似红花油的外用药,让我涂抹在腹部,好像起色不大。后来陈老师说,据人家说可以吃一两滴,也许会有效用。吃外用药以前没有听说过,但是实在被拉肚折磨着死去活来,我就冒险放了一大碗水,滴了一滴喝了下去。哎呀,真难吃!好在真的有了效果,病情渐渐有了起色。

这个时候,学校又有了任务,这次是全年级停课一天,拉着板车去农场运砖。为了表现积极,我不顾奶奶的阻拦,主动到学校里要求参加劳动;另一方面在家休息了好几天了,也实在憋得慌。老师以为我病好了,就同意了。

我们每四人一组,一路拉着空板车步行到了梅园。大概是进山被拓宽了一点,在梅园装载着红砖后,我们可以向农场进发了。周学文人高力气大,总是担当拉车的重任,个子小的我、曲新东和力气小的龚健轮流在后面和旁边推车,但是从来没有在这种地况上拉着满车的重货,却是没有经验,大约上高坡以后,路开始变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旁边护着车走的龚健,脚板被板车压着了,顿时红肿起来,当即被同学扶到一边,叫来校医检查,幸好没有伤着骨头,大概是车子上的砖没有装满,还有是走的是土路,如果是石板路或者水泥、沥青路,那就非骨折不可了。

第三次到农场去,那是初三(中三)的事,我们分批停课去农场劳动。根据农场的食宿条件,每次去两个班,大约100人左右。我们三班和四班两个班一起,在农场开门办学一个月。

我们去的时候,不记得是几月里,反正还比较清冷,大约是二三月光景吧。

我们背上简单的行李,排队步行道了农场。那时候农场的房子差不多造好了。农场没有围墙,进口处 是平房,小一点的是值班室、储藏室等,大一点的是食堂,食堂隔成两间,里面小一点的是操作间(最里面放着几个铁架子床,是男性食堂工作人员的宿舍)外间大一点的是就餐处,放着木制的桌子和长条凳子。 

再往里走,还有零落的一些小屋,最里面也最醒目的是两幢二层小楼,那是大宿舍。男女生分开。第一层放着多架子床,二楼则是地板,上面铺些稻草,铺上自己带来的被褥,完全是知青下放的农场生活场景。

我起初分配在食堂工作,同在食堂的男女同学加起来有十个人左右,我和陈寅昌、徐杰、蒋向红还有四班的张弛等几位同学在一起,女生由副班长蒋向红负责,我因为担任过班干部,负责男生,但是因为人个子小,根本管不住他们。

其他同学安排在田里劳动。

我不知道班主任这么会选择我来参加食堂工作。因为我在家里从来没有烧过饭菜。何况要负责100号人吃饭的大食堂。

那时候农场里专门有个留守人员,类似于事务长,名字忘记了,是个20几岁的小年轻,有点江湖气,对我们态度并不好,每次来食堂的时候趾高气扬的,好像地主催着长工干活。当时上面规定学生下乡劳动,在伙食方面有一点补贴的,但是我们的饭菜并不好,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龚健排队领到了饭。大概觉得饭菜质量差、份量不足,就在那里发牢骚,被小年轻听到了,结果从配菜间跑出来,两人发生争执以致于肢体冲突,人小力弱的龚健还被他打了一记耳光,事情闹大了,班主任赶来处理,后来那个小年轻只好赔礼道歉。当时的副班主任何梅生老师还专门来看过我们的食堂,我猜想是不是怀疑这个小年轻是否克扣了我们的饭菜补贴。当时在食堂工作的陈寅昌同学被抽在体校里练习举重,长得虎背熊腰,加上张弛也是运动员出身,几个人几次商量说要揍他。大概他风闻了什么,以后态度好了一点,后来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日子才有点舒心。

食堂工作最辛苦是烧早饭,那个季节还没有完全转暖;凌晨三、四点钟,要从暖暖的被窝里爬出来,生火烧稀饭。烧的是大灶,用的是焦炭,用铁铲抄起来送进炉膛。大同学还能对付,像我和徐杰这样的就很吃力,半天下来,胳膊就肿胀酸痛起来。另外就是挑水,也是个力气活。

女同学主要是洗菜和配菜。洗菜也是辛苦活,一双手在水里每天要洗干净上百斤的菜,做好三顿饭,想想就很不容易。

这里还闹了个笑话。当时我们男生下乡,谁也没有带脸盆脚盆,第一天下来,到了晚上就寝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农场里没有准备给我们公用的脸盆,只好用食堂里盛菜的盆子先将就了,陈寅昌还做了记号。但是第二天,不知道哪个粗心鬼糊里糊涂拿去盛菜了,等到发现,盆子里的菜已经发出去了,也不知道是被哪些倒霉鬼消化掉了。出了这个事情,我们还不敢声张,生怕外面劳动的同学对我们有意见,赶紧派人出山到梅园那边去买脸盆。

在食堂劳动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食堂。食堂换了一批同学,我们接下来的是任务是学习农业机械。分成几个组,课程根据自己的兴趣自选。我选择的是学习柴油机。上课是地点是个简陋的小屋,屋子中间放着一台柴油机,一个小组的人围着站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任教的是一名中学物理教师,姓名忘记了,我只记得他为人和蔼又风趣,尤其是上课很独特,没有教材,他把课程内容编成一首首打油诗让我们背,对着柴油机一边教,一边让我们背,对我们的检查作业就是看背熟了没有。我当时还专门整理了好了想留作纪念,后来还是丢了。句子也忘记了,只记得开头两句:柴油、汽油、煤气机,他们都是内燃机;燃料燃烧在缸(气缸),做功完全靠自己。

学习期间,偶尔也有突击任务。

比如挑粪给桃树浇粪;割草;有一次举行割草比赛,我死命割了半天,把虎口磨出了血泡,也没有割上几斤,为了多割一些,我尽朝草木茂盛处去,谁知惊动出一只色彩斑斓的蛇行动物,蛇越是色彩鲜艳越毒啊!我心惊肉跳,赶紧追着用手中镰刀一阵猛剁猛砍,等到把它剁成几段,才看清楚它有四条腿,原来是一条无毒的蜥蜴。

还有一次比较怪异的事情是,分配我和两个同学为了植树挖坑,结果挖出来了一具小棺材,里面还有一具孩子的骸骨。我当时虽然有点害怕,但是到底没有吓得扔下锄头铁锹逃走,回去还很有点得意。后来听人说,我们农场所在的茅城山凹里,本来就是荒坟地,怪不得这里的树木长得茂盛。

在农场我们还有一次远足。当时越过山凹,山那边有个部队,好象是炮兵。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虽然是部队,我好象记得也没有什么围墙,也没有什么军事禁区的标记,就是顺着山道走过去,青灰色砖墙砌就的部队营房就分散路的两边,走过营房就是部队的训练场地,有各种训练的器械,旁边还有几门套着炮衣的大炮。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看见战士训练,所以也不是特意地参观,等同于路过部队。后来男生们大概被部队的生活气氛刺激了,觉得不过瘾,就顺着山脊,一直走到了太湖边上十八弯的华藏,就是荣德生的墓地,一直走到了公路上去了。我小时侯耐力一向很好,那天也走得几乎虚脱了。

在农场,记得还搞过一次夜间拉练,两个班级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预定了某个目标,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达到。那时侯也没有什么夜行军的装备,连手电筒也没有几个,平时有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所以出发不久,很快就一片混乱,组长找不到队员,组员找不到组长,每个小组的建制都乱了,老师们怕出危险,只好草草收场。

在农场里还有一件最轰动的事情:

当时宿舍楼下面是一片小小的操场,操场旁边是一个很简陋的茅屋顶的的厕所。男女共用,中间隔着一堵矮墙。有一天,四班一位姓顾小男生上厕所,发现有位男生扒着矮墙在张望隔壁,连忙叫道:你偷看女厕所啊!吓得那个男生差点从矮墙上掉下来。隔壁有女生如厕,惊叫一声也跑走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很快就被调查清楚了,后来的处理是,在操场上开大会,那个男生当中检查,有没有被处分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后来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中间的那堵矮墙砌高顶到了屋顶了。

原本那个男生平时还是比较活泼,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从此沉默寡言,难以抬头,在班级里孤家寡人。毕业前好象转学走了。其实从现在看来,不过是学生青春期萌发的冲动,但是当时的形势下却不可避免地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就注定是悲剧性的命运了。

农场岁月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却是我平生第一次过集体食宿生活,是我人生中不同寻常的一页。当时没有影象留存,可是却深深地记忆在心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离军营最近的一刻》79届黄步东

     那时,我已经习惯于那种自由自在的“学校”生活,每学期有大量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如果教育真的正规起来的话,还是很不习惯。另外我还那时还没有真正喜欢上宁静的书斋生活,一颗流浪的心在做着从小就有的从军梦。还没有泯灭。

  读高二的时候,有一次,部队来招收飞行员。按惯例,学校有义务推荐优秀学生报名。我明白这是我最有可能实现从军梦的机会。我不仅报了名,回家还缠着父亲给我去“开后门”(要知道我那时是个多么痛恨“开后门”的热血青年)。父亲大概是看我态度非常地坚决,从来不为私事求人的他,也真的去给我疏通关系,找到了市里人武部的同志。

  我当时自然很担心,因为飞行员的体检是很严格的,而我不仅有较严重的鼻炎,而且视力并不理想,其中一只眼睛只有0。7,另一只只有0。3。这成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翻来覆去想,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但是父亲说没有关系,飞行员当不成,可以去做地勤兵,都和部队方面打好招呼了。

焦急的还有我的几位老师。他们的想法与我恰好相反,因为按照他们的估计,我的实力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去当兵太可惜了。就在我要参加体检的前一天,我原来的语文老师何梅升来到我家。他是我父亲在报社工作时期的老通讯员,为人很正直厚道,对我一直很好。他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应征。我虽然非常尊敬和爱戴他,但是还是坚持去体检。

 我几乎一夜未眠,这在学生时代的我是很少有过的。

第二天的体检很出乎意外。我通过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两眼的立体测距。到了第三项,裸体检查,却发现我是个平足(我以前出来没有注意到!)。虽然我解释我是个长跑好手,但是无济于事。

我一生中离“军营”最近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1978,我与瓦尔特结缘》

    说来好笑,我上大学,竟是源于一部外国影片的主人公——瓦尔特。

  1978年,我还没有高中毕业,被学校推荐参加高考,结果名落孙山。

   一心盼我上大学的父亲闷闷地几天不搭理我,我却全然没有落榜的失意。那年7、8月间,最让我挂念的,不是高考成绩,而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后,国内影院是否会再上映几部象《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样的好电影。

  电影,尤其的故事片,一向是青少年的宠儿。可惜那时期,影院里剩下8部戏和老掉牙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至于进口片,看得烂熟,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会哼上几句:“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除此之外就是哭哭啼啼的电影和冲冲杀杀的阿尔国影片;偶尔上映一、两部其他国家的影片,却被剪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去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所以,外国首脑中,我最喜欢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就因为1977年他首次访华时,带来了两部惊心动魄的二战题材的影片:《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引来改革开放后的“进口片热”一浪高过一浪,让人大包眼福。

 《桥》自不待言,那首《啊朋友,再见》主题旋律当时就风靡大街小巷,至今仍是许多歌手、乐手的保留节目。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主人公一亮相,其沉稳、练达、机智、勇敢的个性,神出鬼没、扣人心弦的历险过程,直让被文革中瞎遍一气的“高大全”倒尽胃口的我过足了一把瘾。那天晚上,我趴在邻居家的窗台上,看完那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的首播,第一个念头是想法打听这部“英雄传奇”在本市哪家影院放映。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瓦尔特”让我朝思暮想,寝食难安。我用一副最心爱的象棋,换来一张电影票;我从书籍、报刊上搜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影片的背景资料;连饰演主人公的演员向铁托总统“要”战争勋章等等种种轶事也竭尽其详。甚至,当一生被我视为生死之交的同桌,因在班里第一个穿上西装而被大家冠以“瓦尔特”的外号时,我竟暗生醋意,几次寻机给他难堪,弄得心底善良的他茫然以对……

  直到看了无数次影片,连其中的许多台词都烂熟于心之后,我竟突发奇想,偷偷地为影片写起了续集写完“序幕”,就被时刻关注我动向的父亲发现了。等了几天,预料中的那场“急风暴雨”却没有袭来,曾令我大惑不解。后来还是父亲揭了谜底。他说,那“剧本”中任务和情节的描写固然幼稚得使他当时就想发笑,不过他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于是我一直记着他的那几句“忠告”:“你真喜欢看电影,甚至还要创作剧本的话,最好还是去考上大学中文系。那里连上课都是看电影的!”“真的?”我半信半疑。

   一年后,我考上了大学。


《无锡八中78届79届缪大雄摄影作品选集》

《无锡八中74级79届学校大事记》

在1974年下半年,由革委会副主任丁渭道,工宣队长曹荣根带队,组织各部门和学科负责人共10多人,去上海安化二中参观学习。学习他们“厂校挂钩,开门办学”等经验。回校后,决定从高二年级4个班级进行“补缺”教学,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街道地区,向工人、农民学生产技术,有的修理电动机,有的学赤脚医生,有的搞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在1975年上半年,在原来的4个班级中继续搞"补缺",并发动学生自找门路,自已联系单位,自愿结合,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时隔不久,这种开门办学成了“自流”状态。当时师生反映很大。

 正如有些教师说得好:“过去上课填鸭式”,现在上课“放鸭式”。这种开门办学,真是误人子弟。领导看到这种做法不利于教学革命,不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通知学生回校上课。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对学到的书本知识得到巩固是好的。但一味地走出校门,片面强调实践,不学书本知识,忽视必要的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这就不利于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的全面发展,加上当时在考试方法上又片面地推行“开卷考试”的办法,这就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人帮”歪曲了党的教育方针,故意在文教战线上以“学朝农”为名,片面强调要把学校办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吹捧“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其目的是妄图改变学校的性质,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
   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出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提出了“三项”指示,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这给我校也带来了新的希望,学校也出现了新的生机,师生员工情绪高涨,气氛热烈,信心百倍。学校乘这种好的形势,并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在全校开展了反腐蚀运动,经过教育,学生提高了认识,自觉交出了黄色手抄本、打架用的工具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粉碎了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无锡八中”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上级党委和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传达贯彻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五届人大的有关文件和通过的新宪法。这给师生加深了对“四人帮”的仇恨,明确了新时期的总方针,摆正了主学和兼学的关系,对于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加快步伐,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速实现“四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学校党支部及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教师在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把下放的教师尽力调回无锡市工作,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作了改正。党支部的这些工作,调动了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6年,学生虞超美响应政府号召,赴西藏拉萨插队落户干革命。1977年11月,工人宣传队撤出学校。
   1977年上半年,校长丁渭道带领10多位老师去上海育才中学,上海二中等参观学习。副校长潘抱存带领5位老师跟随无锡市十二中学去常州十二中学参观学习,“无锡八中”与本市十二中学组织对口竞赛,全校教职工去十二中学听课、学习。1977年上半年,“无锡八中”还请无锡县天一中学领导来校介绍教育革命的经验,而1977年下半年,则组织全校教师到无锡县中(杨墅园)听课。

 各学科都认真调整开展教研活动,如语文学科组,组织初二语文教师采用接力赛的形式,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选用同一教材,先后由三个教师上课,课后共同研究,再由第二位老师上课,研究后,再由第三位老师上课。这是集中群众智慧,总结教学经验的好办法。
   1978年上半年,党支部书记席杏芬带领六位老师去扬州中学、扬州七中、扬州教师进修学院等单位参观学习。
   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学校采用了适合当时形势的特殊调整措施,在高二年级中实行分班教学,根据学生的成绩,编出两个快班。学校在其他各年级也抓了基础知识的教学,对学生加強了学习目的性的教育。

 1977年、1978年两年中,“无锡市第八中学”共有21人考取了大学,特别是1978年,“八中”有10人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且均为全市前十名内。其中,徐青考入清华大学,李小钊、陆蒙吉、何广樑、庄志锋、赵睿民、何志刚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李小钊、陆蒙吉已出国留学。
   1978年,“无锡八中”高亦铮老师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赵渭杰老师被评为无锡市优秀教师。“八中”数学教研组被评为1978年市先进班组。“八中”被评为1978年度无锡市先进集体。

 突然,“八中奇迹”、“八中精神”以及“孔庙八中文化”再次展现在全市人民面前。
   “八中”的成功、“八中”的奇迹,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八中”的本土文化—“孔庙八中文化”。“八中”大门内“进贤亭”以及纵深处“明伦堂”的“治国平天下”、明朝礼部生员卧碑文“熏陶德性以成贤人”和清朝生员卧碑“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等功不可没。“孔庙八中文化”让广大师生明白了“八中”人为什么存在、“八中”人要发展成什么、“八中”人如何生存等等问题。

 1978年12月,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9年4月,党中央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学校广大师生倍感党的温暖,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学校的教学工作走向正常中,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继续抓紧了政策落实的扫尾工作。如,对周奕、贺长久、陈鉴、王尧羽、欧阳汉、石元等老师的处理给予改正。对某些同志复查后维持原结论。

 在新时代,雷锋是新中国培养的道德标兵,也是中国传统“八德”楷模。学校还开展了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讲卫生,心灵美、语言美、环境美、行为美的“五讲”、“四美”活动。继续开展“学雷锋,创三好,树新风,攀高峰”等“孔庙八中文化”或“孔庙八德文化”活动。

1979年以后,“无锡八中”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教学上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了适应新形势,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适当整顿,重新恢复了教导处,撤销了“教育革命组”,恢复了教育工会,恢复了学生会组织,恢复建立少先队大队部。学校的学制,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了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加强了班主任工作,定期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交流和介绍经验。发动全体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孔庙八中文化”或“孔庙八德文化”工作,教书教人,管教管导。学校领导深入各科教研组,加强领导,开展教研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学生利益,1981年,在校长室和教导处领导下,“无锡八中”组织各学科组组长和高一备课组长,深入高一年级进行为时的两周的调查。经过听课、开座谈会,举行文化考查等活动,学校摸清了高一年级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等情况,然后制订措施,切实去提高教学质量。
   在总结深入高一年级调查经验的同时,学校又于1981年12份,继续到初三年级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学校明确提出在初三年级要抓“三率”(毕业率、合格率、健康率),促一“率”(升学率)。

  学校化学教研组,为提高化学这门学科的教学质量,举行了化学猜谜活动和化学接力赛。这对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兴趣和巩固己学得的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市教育局教研室充分肯定了这些活动的经验,并在市内其他学校推广。学校还开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扩大学生知识领域、认真开展课外活动的现场会。到会者参观了各小組(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乐器乐)的活动情况和体育活动情况,并得得一致好评。

 1982年上半年,无锡市教研室,在学校举行语文、数学教学研究会。学校还为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各学科组织课外活动小組,共組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14个小組和田径、篮球八个运动队,有439人参加,活动能做到定人、定时、定点、定内容、定辅导老师。
   广大教师爱岗敬业、诲人不倦、情为学生所系、利为学生所谋、权为学生所用,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充分展现了“孔庙八中文化”的引领作用。
   学校在重点抓教学工作的同时,为提高教学质量,对考试制度也逐步作了整顿。

 从过去的开卷考试,先过渡到半开半闭,然后全部闭卷(有各年级组自己出卷),最后,由学校有关部门命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制度的改革整顿,促使了学生自觉地学习,掌握己学的知识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
   “无锡八中”的校办工厂在这几年里也有所变化。
   1977年,校办工厂利用废片扩大建立了印刷饭票车间,后来在1981年下半年,饭票车间被转让给了市三十七中。
   1979年下半年,因原料缺乏,硫酸铜车间停止生产。炼银车间搬至农场,炼银车间共炼出银子五万多两,以当时物价计,价值达97万元,1981年产值达36万元,利润13万元。